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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家文化,以先秦时代的哲学家老子为其创始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道家思想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如老子的虚怀若谷、宽容谦逊的思想,恬淡素朴、助人为乐、反对争名夺利的思想,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思想等。正是这种道教文化的发扬,形成了中华民族开阔的文化襟怀,使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能够经久不衰,愈来愈繁荣昌盛。

中国道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中国道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对日本文化诸方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上至日本的天皇制,中至日本的文学、宗教、医药学,下至日本的民间信仰、风俗习惯等,都可以看到道教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道教与日本的天皇信仰
  中国道教思想与信仰的传入对日本宗教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作为日本古代宗教思想核心的天皇思想或信仰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日本学者很早就注意到道教与天皇制的关系,津田左右吉就指出:“天皇御号之所以被我国采用,是因为它包含着宗教学的意义。它的直接出处在道教,根据上述考察,殆无可疑。”日本学者还指出,不仅天皇称号,连天王、神道、惟神、神宫、神社等词语皆来自道教。对道教与天皇制关系研究的总结性论文是福永光司于1981年做的研究报告《日本文化与道教——从以天皇为思想信仰谈起》。该论文从7个方面系统地总结了道教神学对天皇思想或信仰所给予的巨大影响:
  (1)“天皇”、“真人”的词语来自中国。日本古代史上首次出现“天皇”一词,是在公元607年,此后,天皇一词便在日本文献中经常出现,关于天皇思想和信仰也逐渐发展起来,并确立了它的地位。与“天皇”一词关系密切的“真人”一词,从7世纪后半叶起出现于日本文献上,如天武帝十三年(公元684年)将地方豪族划分为八色之姓:真人、朝臣、宿弥、忌寸、道师、臣、连、稻置,其中位于首位的“真人”姓,只授予天皇家族。天武帝的谥号为“天亭中原瀛真人天皇”。在中国宗教思想史上,“天皇”作为宇宙最高神的意思,首次出现是在公元前1世纪,比日本早700年。中国的“天皇”概念是把北极星神格化,是宇宙最高神,亦称“天皇大帝”。东汉以来,把在紫宫中服侍天皇大帝的仙界高级官僚称为“真人”。
  (2)象征天皇地位的两种神器——镜和剑来自道教。据《日本书纪》《养老令》等载,象征天皇地位的镜和剑两种神器在天皇传位时作为玉玺授予新天皇(后来加上八尺琼勾玉,遂成为三种神器,至今在日本皇室中仍为最主要的宝物)。关于天皇大帝神圣权威的象征是镜与剑两种神器的记述,最早见于中国梁朝道教大师陶弘景的著作中,后来唐代道士司马承帧在《含象剑鉴图》中详细论述了这两种神器所具有的宗教哲学的意义。
  (3)日本天皇和皇室重视紫色是受道教的影响。天皇宫殿的门称为紫门,只有最上位的官吏才能穿紫色的衣服,紫色在现在的日本皇室中仍受尊重。这和中国古代认为天皇上帝住在天上神仙世界的紫宫中以及道家将紫色视为正色的思想是一致的。
  (4)皇室的祖先是天上世界降临的,天皇是现人神的思想和信仰很显然是受中国道教“神人”宗教哲学的影响。在中国道教教义学中,有奉天皇大帝之命的神仙或真人、神人,从天上世界降临到地上世界,以拯救生民,并传授实现地上世界大和的告诫。如在汉天师张道陵的传记里,就记载着道教神仙太上老君从天上神仙世界降临到地上世界的故事,并且授予道士张道陵以“天师”的称号和“正一明威之道”的教义。太上老君就被称做“神人”,既是人又是神的存在,也就是所谓的“现人神”。可见日本古代把天皇当做现人神的思想是受中国道教的影响。
  (5)祈愿天皇长寿的祝词是移植中国道教的祝文。日本古代宫廷每年6月和12月举行“大拔”的仪式,宣读祈祷天皇长寿的祝词。记载在公元10世纪成书的《延喜式》卷八里的祝词的内容如下:“谨请皇天上帝、三极太君、日月星辰、八方诸神、司命司籍、左东王父、有西王母、五方五帝、四时四气,捧以银人,请除祸灾,捧以金刀,请延帝柞。咒曰:东至扶桑,西至虞渊,南至炎光,北至弱水,干城百国,精治万岁,万岁,万岁。”祝词中出现的皇天上帝、三极太君、东王父、西王母等神名,全都来自中国道教的神谱。
  (6)天皇在宫廷中举行四方拜的仪式,是原封不动地引入了中国道教的宗教仪礼。如在圆融天皇天禄四年(公元974年)举行的元旦四方拜仪式上,天皇在朝北遥拜了自己的本命星后,念咒文曰:“贼寇之中,过度我身,毒魔之中,过度我身……厌魅之中,过度我身,万病除愈,所欲随心。急急如律令。”文中采用的“……之中,过度我身”的格式,是道教咒文最基本的格式之一,意即平安地经过我身、无害我身。“急急如律令”更是道士们在念咒文时常用的术语。其中拜本命星的理论和仪式在道教经典《北斗本命延生真经》《北斗二十八章经》《七星移度经》中可以看到具体的叙述。
  (7)日本神道和神道学与中国道教神学有密切的关系。“神道”一词在中国思想史上首次出现是在《易经》中,后来道教承袭了这一概念,用来指“神明之道”或“清明之神道”,作为宗教世界的一般真理。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神道之教作为中国固有的宗教信仰或思想,用于与外来的“佛道之教”相抗衡。从宗教上说,中国古文化中的神道,便是对道教教义和仪礼的总摄,日本借用神道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书纪》中,当时作为与外来的“佛法”一词相对置的概念,这时的“神道”不再是中国道教的总摄,而是指在佛教传入日本以前已在日本本土流传的咒术性宗教信仰或思想的总称。可以说,日本神道是有意识地采纳了中国道教自古以来所用的“神道”一词。此后,日本神道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大量地引进了中国道教的教义学。
  以上7个方面所总结的是中国道教与日本天皇制的关系,实际上也反映了中国道教对日本的政治制度、宗教思想及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影响。
2.道教与日本文学
  道家思想与道教的传入,对日本早期的文学创作影响至深。在7世纪时,日本有一种用汉字创作的文人作品称为“汉文传奇”,其中以《浦岛子传》为代表,其在创作意识中便包含了浓厚的道家思想的底蕴。《浦岛子传》描写了一位日本的青年渔夫与蓬莱龟女之间的爱情故事。作者把故事场景安排在中国道家文化所建构的蓬莱仙境上,这一选景意识便是道家情结的表现。故事中所出现的蓬莱、金庭、仙洞、羽容等语词以及紫烟升腾、飞升上天等情景都是道教的语汇及模式。
  在10世纪,日本古文学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物语”,其中《竹取物语》是公认的第一部。作者以女主人公赫映姬最终回归月亮作为结局,这是以中国秦汉时代以来道家方士的“日月神客体论”作为构思的基础。在各国的原始神话中,太阳、月亮是被幻化为与人一样具有生命力的日神和月神,这属于“日月神本体论”。但自战国以来,中国文化以追求人在现世的永生为目标,于是发展出方士与方术,但他们也无力在人世间达到这一目标,于是便逐渐构思出让人飞升月亮,在宇宙中完成这一梦想。这便形成了以嫦娥奔月为代表的“日月神客体论”。“日月神客体论”是完全中国道家形态的新神话,在世界其他民族尚未见有同一类型的神话。《竹取物语》中描绘的赫映姬原系月都之人,将于八月十五日返归本籍月亮之国,那天,女主人公穿上“羽衣”,吃了“不死之仙药”,登上“云车”,在百人的簇拥之下,飞向月亮。这样,《竹取物语》的作者为女主人公设计的本籍完全基于“日月神客体论”的观念,进而运用羽衣、仙药、云车创造回归月亮的场面,使用的也是中国道教常用的模式。
  奈良、平安时代以后,随着中国道教在日本传播的广泛和深入,以及大量的道经、善书等频繁地传到日本并出版刊行,中国道教在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其中对文学领域的渗透和影响就更深入了。
3.道教与日本医药学
  日本的医药学与中国道教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早在公元733年,日本著名诗人山上忆良在疾病缠身时写有《沉疴自哀文》,就反映了当时日本人对中国道教医药学的向往。山上忆良曾作为遣唐使出访中国,他信仰佛教,也深受道教思想的影响。不过,在他渴望解脱疾病时,文中却一字未提佛教医学,而是向往扁鹊、张仲景、华伦、葛洪、陶弘景等中国良医。以此为例,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包括神话时代在内的日本古代医药学是和吸收中国道教医药学一起开始的,并以道教医药学为中心而发展。
  奈良、平安时代以来,在日本出现了不少深受道教影响而成书的医学著作。公元984年丹波康顿上献的《医心方》30卷,是根据隋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编写的,书中引用了许多道教经典。丹波康顿认为,医学的理念与道教所主张的养生是一致的,而且作为养生之道的最日常、最基本内容的“房中术”很重要。《医心方》中引用的道教经典有:《千金方》《病源论》《内经太素》《太清经》《玉房秘诀》《玉房指南》《玄女经》《嵇康养性论》《招魂丹方》《本草注》《抱朴子》《道机经》《太极经》《老子中经》《元阳经》《服气经》《延寿经》等等。此外,在《长生疗养方》(公元1184年)中也记载有“辟谷法”和“去三尸法”。道教的服食等术还为当时的日本人亲身实践以运用于延年益寿,如在一条天皇年问(公元987-1011年)撰写的《政事要略》中收录有65良药驻老验记》,其中记载了竹田干继等人因服食枸杞而长寿壮健的故事。
4.道教与日本的民间信仰、风俗习惯
  日本的很多民间信仰和风俗习惯是来自中国的道教,或者深受道教的影响。
  中国道教的三尸信仰和守庚申的习俗早在奈良时期就已传到了日本。慈觉大师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承和五年(公元838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条记有:“夜,人咸不睡,与本国正月庚申之夜同也。”这是最早关于日本守庚申的记录,说明在9世纪时日本已有守庚申的做法了。如在营原道真(公元837-903年)的《营家文集》中就有“守庚申”诗,并使用了“三尸”一词。在《日本纪略》后篇“朱雀天皇天庆二年(公元939年)八月二十二日庚申”中有“内里有庚申御游,侍臣献和歌”的记载。另外头藤原笃茂的诗《冬夜守庚申:同赋修竹冬青,应教》反映了日本人守庚申的情况,诗中写道:“其守庚申者,玄元圣祖之微言也。世,扬其余波。人,传其道迹。或至此夜,不眠而达明。”这说明庚申信仰在日本的实际流行情况。在日本,以天皇为中心的守庚申被称为御庚申、御庚申之游,而宫廷贵族、女官的守庚申,称之为守庚申、守三尸。守庚申活动在日本一直盛行不衰,至15世纪后期兴起了佛教的庚申信仰,到江户时代佛教的庚申信仰普及到全国,庚申堂、庚申塔在各处相继建立,还成立了庚申讲的组织。
  道教的泰山府君信仰是由慈觉大师圆仁(公元794-864年)请进日本的,后来于仁和四年(公元888年)由延历寺座主安慧供奉在修学院村,此后,泰山府君成为对日本社会影响最大的一个道教神灵,上至天皇,下至平民,都崇拜泰山府君。如《朝野群载》卷十五阴阳之部中收录有后冷泉天皇(公元1050年)以及藤原为隆(公元1114年)的两份《泰山府君都状》,都状的内容是请求泰山府君祐助国祚绵长,延年增算,长生久视。此外,在《续词花集》卷十中收有如下一首诗:“有女长时病缠身,骤然辞世谢亲人;双亲祈乞泰山府,愿赴黄泉换儿魂。”这反映了一般民众对于泰山府君的信仰。
  日本民间信仰的诸神中还有很多是来自中国的道教,如灶神、门神、钟馗、关帝、雷神、土地神等等。
  在日本有一种古老的、著名的护符称为苏民将来护符,其背面都写有“急急如律令”的字样,显然是受道教符箓的影响。
  在日本众多的神道派别中,修验道是道教特征最明显的一个。修验道是融合密教、神道、民族的宗教观念和山岳信仰、巫和咒术信仰,以及以道教为中心的中国信仰和习俗而形成的宗教。其教旨是本人入山修行成仙得道,并以符箓等方术为人治病驱邪。修验道许多护符的末尾有“急急如律令”的字句,是仿自中国的道教。修验道的许多方术如辟谷法、调息法、炼丹术、入火不烧等以及他们施行的祝咒、占卜、祈禳、预言、驱邪、掐诀、定方位、看风水等,都与道教方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有的日本学者认为,修验道就是日本版的道教。